作者：Milton Viederman,M.D

译者：老垓蕤 玄渊

策划：证道心理团队

（病人和）分析师在心理分析情境中的真实关系，它作为导致变化的治疗过程的一个方面。自由联想、澄清和解释移情的作用被认为是分析师的主要活动，而与分析师的真实关系被认为是改变的补充但又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他的情绪可用性决定了分析的气氛。中立性，匿名和节制的概念，虽然作为指导方针在分析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概念上的局限性，经常束缚分析师分析进展的立场。

有时候，分析师确认了患者早期生活的经验，会有利于分析过程。特别是在早期创伤的情况下，但有时可能包括长期创伤性的早期生活经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患者无意识的希望找到在早期生活中缺席的理想的父母，一种体验和终分析的愿望。这个愿望有别于对理想化移情防御。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师作为真实的人，他的情绪可用性、特定时间的反应能力、对行为的态度和患者的逐渐变化，是如何影响导致变化的治疗过程。

理解者（knower）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被动地反映了他碰到和只是发现已有的要求（order）。 理解者是一个演员...他揭示（register）了他帮助创造出的真相。精神利益...帮助实现了他们宣称的真相。 换句话说，那里属于心灵，其中的诞生了向上的，一个自发性的，表决——威廉·詹姆斯[在迈耶斯，1986年，页码8]

还有一些我想要注意的是托因比的工作，不是批评它，而是作为一个有助于解释它的功能; 这是其非凡的个性。没有一个人在翻看他的主要作品，而不被在这个材料中人们罕见的呈现的东西所打动（甚至不能否认）... ...毕竟在所有的人类经验的深处，是个人秘密的个性——它终自主——与群众的互动[Kennan，1989，页码21]

分析师对真实人士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被谨慎对待。 本文旨在将关系置于中心舞台，作为导致变革的治疗过程的一个方面，考察分析师不愿意承认的作用，并探讨其在导致精神分析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方式。自由联想的作用、澄清和解释的作用、特别是移情的作用，被认为是分析师的主要行动; 我所描述的东西将会被理解为互补的。我所指的分析师的“真实”人士不仅指他的外在特质，而且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独特特征以及他在分析情境下超越了解释和澄清的行为。

分析师的存在植根于他对人格和有时对他的经验的某方面的揭示，以及以两个人的特殊方式发展出一种关系，并对这个独特的二元体建立对话。每个分析关系的品质都反映出关系的唯一性，使得其与其他分析关系不同。除了自发形成的、体现两个人个性的特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通常是有意识的行为，虽然它们是自发做出而并非由分析师刻意制造的，它们指向改变这一共同的目标。在一个成功的分析中，分析师在这点上被感觉到。

我区分了分析的气氛，是分析师创造的关系中普通的情绪色调；和分析的处境，它更接近通常的转移的变化。例如，以严格遵守匿名和节制的规则为主导的分析立场产生了一种不是中立性的分析气氛（在这里以宽泛的非技术性意义来说），而是剥夺性的分析气氛，它必然会使患者产生一种攻击的反应，或顺从或是回避性反应的持续模式这种模式，终可能是分析师面对挫折的反移情反攻击的反应。如同虐待狂般冷酷的经历，可能默默地满足一个受虐狂的患者。

患者通常会认识到分析立场的虚假。一位同事回答说，他的患者对他的分析“习惯”提出质疑，她把它体验为一个借口，认为他不愿透露自己的温暖。这副尊容影响了分析气氛，并为患者必然地反应方式的内定了一种基调。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可避免。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全部，像一个害怕亲密和侵入的偏执症患者），患者经历的温暖气氛有助于更容易地检查亲密关系的问题，它本身也不妨碍发展需要分析的愤怒的负性转移。此外，这种立场可能有助于在患者中表达愤怒，而不用担心会破坏分析师。解释当然是一种患者赋予分析师特殊地位的工具，把分析师当作是促进创造一个新的、独特的观点来看待患者的经验，一种改变了患者自我感知以及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看法的视角。

分析师的身份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参与到患者的成长中，通过理解使他在患者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作为一个参与者和一个代理人，实现所期望目标的改变。但这并不只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分析师对于改变的特别立场鼓励患者克服抑制作用，以新的方式面对世界。这种鼓励可能涉及暗示（suggest），因为分析师用含蓄的评价和对新行为的支持质疑了抑制作用。与患者自发和幽默地互相影响的分析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患者对于理解和自我实现的斗争中，而不是主要受到约束和控制。

分析师情感的存在，即他的感觉和信念的自我表现，当它出现时，充当的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刺激因素，以及由分析师所引起的不同品质的转移的发展。这里的分析师是那种坚持绝对节制并把解释为与患者沟通的唯一手段的人。由于分析师表面上超脱的美德，许多分析变得枯燥无味，而且患者恐惧亲密关系所产生的焦虑仍然得不到分析，因为患者和分析师都陷入了一个舒适但冷漠且非生产性的妥协之中，它很少出现在一些特别长的分析中。这个结论是与曾分析过并且其中一些后来又重新分析的患者的会谈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它也反映了我自己早期分析工作的观察结果，以及当我在分析的角色中更富有经验时，我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变化。

分析师出现的情感通常会在患者身上产生焦虑状态，随后需要分析检查。性紧张产生的焦虑同样也可用于充满情感的相互作用的分析，而不是以过度的冷漠小心的控制为特征的分析，这通常是由于把适当的反应性当作是非分析性的这样的观点所引起的。分析师没有明确地把他的性欲感觉透露给患者。然而，他意识到这种感觉并做缓解，将会允许一种具有情感品质的解释性方法，并且会对这种体验做进一步分析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在任何一个时刻，时机的掌握、焦虑量的多寡和对患者容忍亲密性或性感觉或性愿望的能力的认识将指导分析师的行为。

然而，要认识到这与男女之间性吸引力的相关度，以及分析师对此的经历只有将这个主题清晰地作为分析的主题才起作用。同样地，允许自己亲身感受患者的亲密和情感的分析师，也不可避免地会以一种引起患者的回应的方式来传达出这一信息，一种随后要进行分析的回应。

精神分析是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一种强烈的个人关系。尽管分析人员在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审慎情况下进行操作，他的情绪反应也引发了患者的行为，成为分析材料。我们或多或少的喜欢患者，我们或多或少的发现他们身上的吸引力和兴趣点，并且或多或少着迷于他们讲述的故事。作为分析师，我们与我们能卷入更多的患者更好地工作，分析师以多种方式促进了患者的轻松和回应的分析更为成功，这些方式超越了解释和激发分析对话。

“我并不想对个人历史或重大自我启示的与分析师相互叙述”，尽管有时患者面临特别痛苦的现实经历，通过与这样的观点的对话，分析师愿意认识到这种自己熟悉的经历会起到强有力的联系。虽然患者是这次对话的主要发言者，但他正在和两个人交谈：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分析师。共同体验的质量应该占主导地位，尽管对双方的作用并不均匀。

分析师和患者关系的特殊方面通常被揭示为一个案例历史的轶事。波兰（1988）和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1988）丰富地描述了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发展的微妙的互相交流，因为它导致了分析师对患者无意识幻想的特殊了解。认识到分析师的情绪反应和患者产生的幻想是如何进一步理解患者是很常见的。这导致了分析师和患者独特的关系。

分析师带来的是对患者的实际行为的细微差别的影响，因为它会影响患者对自己的看法，他在世界上的行动，以及他的终理解。我在这里提到分析师的真实和有意识以及无意识的行为，包括了自发性和使用自己的资源。我不是在这里介绍一个故意设计的治疗立场，来否定患者的移情投射，即纠正情绪体验（亚历山大·1958），也不是对患者需要认可的肯定。

以下是分析师在促进患者参与生活方面的作用的一个例证，这种新的方式成为分析的主题。

- 案例 -

患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他是谦逊的，特别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并且明显地抑制了性行为。他的焦虑而犹豫的自我介绍，谨慎而有控制的言论是由俄狄浦斯冲突所产生的，它明显着地阻碍了他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第一年半的分析中，由于患者似乎在个人和专业领域受到抑制，所以解释似乎没有引起有意义的回应。他维持着唯一的异性恋关系，是与一个同样受到抑制和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女人。 解释似乎在联想的方式上不起作用，但患者在分析关系中变得越来越舒服。

我把他当作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因为他透露出一种幽默感，有能力温和地笑对自己的抑制，而且我感到热情地处理他。偶尔分享的幽默，传递出的常常是关于患者的抑制，这使他知道我对他生活和进步的参与和兴趣。在这个第一年，这种关系的这种调子和质量是重要的。患者把我体验为一个鼓励他探索世界的人，我们的关系中发展出了令人愉悦的安慰的支持，这与他母亲的敌意和诋毁行为有着显著地对照，在此背景下，他对一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合并和经过验证的部分是由于他发现了我的一篇关于强烈依恋的文章）。在与这个女人的发展关系的保护下，重大的分析工作开始了。分析早期产生的积极态度和安全经验逐渐使他得出了他所抑制的内容。

这绝对不能阻止患者进入可分析的移情，这个移情包括强大的负性母亲移情以及后来的竞争情绪、愤怒和对剥夺的愤慨。移情加深了，经过分析，它的起源根基得到了探索。患者结婚了，有了家庭，成功地终止了分析。在终止阶段，他带着强烈的情感说出了我对他的评价是让他参与世界所起的根本作用。“与你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发展出了信任。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永远无法发展与爱伦的关系。当你和我在这个信任的关系中，我看到自己和你一样好，而且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这样有时会被打断，好像我的母亲正在侵入，我开始觉得你是在顺应我，而不是认真对待我，不料却会再次获得信任。”

分析的第一阶段，在与我的关系中提供了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允许患者与女性建立密切和亲密的关系。这种联系并不作为与那个女人发展出关系的解释。但是，一旦建立了异性恋关系，就有了充分发展的移情，允许考察同性恋焦虑、竞争斗争和对摧毁父亲的恐惧的根源，以及他与母亲之间深刻的消极的冲突关系。

分析早期阶段的退行力量引发了患者对分析师的一种如愿的幻想，把分析师当作是保护性和滋养性的好母亲，这种无意识的幻想渗透了分析的早期阶段，后来得到解释。这种早期的“抱持环境”与莫德尔（1976）所描述的，与自恋患者分析工作的特征明显不同，这些自恋患者凭借他称之为茧形移情的防御性自我满足，不再需要把分析师的在场错觉性的当作是安全客体。我与患者的经历与此截然不同。他把我当作是一个令人鼓舞和支持性角色，部分是由于我与他沟通的方式的情绪反应。

这是真的，虽然我没有提供建议，逼迫患者表现为任何特定的方式，或明确表示我的积极的感觉。我的态度表达了我对患者的评价，对他的困难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在我的回应中没有任何编造或不真实，这样的回应为患者创造了一种安全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