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被分析”的态度

弗洛伊德在给新手分析师的建议里明确说到,学习精神分析,自身不接受一段分析,单单听讲座看书籍都是无用功.“被分析，被治疗”是每一个想成为动力取向咨询师绕不开的话题。有“分析性的态度”，那么，所对应的， 作为被分析者有没有“被分析”的态度呢？我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讨论个人接受分析的相关议题。

反移情的问题

对于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新手来说，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反移情，而不受其“毒害”。一段咨询当中的“亲密”接触会激发很多关于自身人生以及原生家庭的议题。而督导并不是治疗，一个督导没有责任与义务去较为深入的讨论被督导者自身的问题。

国内由于没有完整的受训体系，诞生了许多未经足够督导和分析就自称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师，从而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我试从依恋理论角度讨论。

偏向回避型依恋的治疗师，在没有足够督导和个人分析的条件下，他的自我就足够支撑起他的实践工作。他们“吃得消”，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有着较深的自恋组织或隔离的机制让他们远离反移情的影响，而他们的工作中有着较多的付诸行动而不自知。更有甚者，他们也从事精神分析教学工作，也使学生将付诸行动视为一种治疗性行为。弗洛伊德曾告诫使用反移情做诠释有暴力分析的危险，在他们那里视为古板教条。整个培训里充斥着未经仔细讨论和消化的“诠释”，并认为这些诠释才是治疗的关键。

还有一种回避型依恋治疗师只有较好的督导而没有足够的个人分析。这部分治疗师已经懂得尽量避免一部分见诸行动的问题，懂得精神分析伦理的意义。不断的督导有可能让被回避的问题回归到意识层面，而是否真正感受得到，仍然有较大问题。在治疗中仍然有可能丢失大量感受性的内容，做出错误的判断，让一个付诸行动来不及被讨论和规避。而影响这类治疗师去寻求被分析，可能有一个深度的理想化与信任与否的议题。

再试谈没有足够督导和被分析经验的焦虑型依恋的治疗师。焦虑型依恋的治疗师耐受不住反移情的影响，对他们而言，求助一个权威式的督导是容易的。一个高水平的焦虑影响着治疗师的思考能力。视督导者所说的话为“神谕”。而无法发展出自己的思考。若一个焦虑型依恋的治疗师再碰到一个自身存在很大问题的督导，会发展出一段“宗教”式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治愈性而是破坏性的。而影响焦虑型依恋接受分析的除了一个信任的问题外，更容易发生的是一个“移情性好转”，在一个非常短的分析里，裹挟着理想化和焦虑的消退，他们就宣称自己已经被治愈成一个不再需要分析的人。

在混乱型依恋的治疗师那里，反移情会激发出一个创伤的浮现，有可能会因恐惧而放弃这个“危险方法”，就如同当年放弃继续治疗安娜欧的布洛依尔一样。他们在实践工作中无法继续涵容移情的发展，而导致来访者脱离，或者转而学习其他短程或有“神奇”效果的疗法。

被督导和被分析的经验

被分析和被督导的益处不在本文中赘述，但特别申明的是，任何打着精神分析名号的培训和讲座中，都应强调被督导、被分析重要性，以及部分提及自身被分析的经验。这样可以传递出一个态度，日常生活的阅历难以理解精神分析的涵义。生活和工作中的材料应该在个人分析和督导中被审视和反思。

对于一个一边进行治疗实践，一边接受分析的治疗师而言，很难不在被分析的过程当中提及自己的个案，毕竟谈论个案比谈论父母和童年经历容易得多。另外一方面，由于想学习分析的技术，自身注意力容易聚焦在分析师的言语上，而不能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幻想上。

频率、躺椅、网络、和跨文化议题

那么，从不安全型依恋到安全型依恋的路有多长？南希威廉姆斯给出了一个基于经验的答案，每周三次的躺椅，持续两年，不安全型的依恋会朝向安全型移动。同样，他在书中提到，没有研究表明，一周五次会优于一周四次，一周四次会优于一周三次。但是有研究表明，一周三次的治疗会优于一周两次，一周两次会优于一周一次。一周三次的躺椅是较为经济的治疗频率，省钱省时间。我个人建议如果没有条件，一个短程（3个月以上）的一周三次的躺椅治疗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验，虽然这并不足够“治愈”。但是，起码有身体的在场和每周三次的频率。这非常重要，因为从少女朵拉的案例开始，弗洛伊德非常重视由于身体在场所引发的移情现象，我个人很难想象，在没有地面分析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一个远程的视频影像来激发自己的潜意识幻想，以及去感受这些幻想如何深刻的影响着治疗关系。

即使是对经典精神分析操作持有异议的科胡特，他的讨论也是基于每周三次的躺椅分析。而后来的自体心理学和主体间已远远偏离了科胡特的讨论范畴，脱离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土壤。

而成都拉康派则认为被分析的时间应该更久，五年的被分析经验才有资格被认定为分析家，拉康派是认可电话分析的，原因是弗洛伊德的年代电话已经被发明出来，而精神分析的工作是针对语言的工作，电话没有影像，接近于躺椅的状态。

欧文亚龙被分析的经验更难以复制，他不仅接受了两年的经典精神分析，也接受了各种其他形式的治疗。而他在治疗中可以做更多的自我暴露，也和他被治疗的经验有关，在他那里反移情不再是有害和需要被回避的。但是这却是难以复制的操作，新手没有足够被分析的经验，容易演变成用自身的议题去侵占来访者的倾述空间。

组织机构化、传承与伦理议题

一提到伦理，又要回到什么是精神分析的议题。弗洛伊德在文章中写道，利用暗示性和教育性去治疗无可厚非，但不要把这些行为同精神分析混为一谈。

一个拉康派分析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治疗师不以任何方式吞噬他的病人,也就是说,不让病人爱上或臣服于自己。 我个人非常赞同这句话。找一个“有名”的分析师是危险的，如果你以后想继续自己职业的道路，你的个人分析就很难不以一个臣服的结局结束。霍大同孤身一人创立成都精神分析研究所，就很容易将自己的被分析者置于这样一个臣服的位置上。

一个“有名”的治疗师可能会侵占个人宣誓自身的主体性。由于忧心自身的职业发展，攻击的议题会被缓和，投射可能会被回收而不加以讨论。所以,拉康说,精神分析的教学是不存在的.

那么，找一个国外的治疗师呢？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的主席Elise，在演讲中忧心的提及，有美国分析师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而被分析者为了迎合分析师的这样一个欲望，不断的解读中国文化的内涵。对于利用另外一种语言能否达到真正的自由联想尚且需要讨论，而一个网络的分析更加重了这样的距离感。

对于精神分析机构化，有个有趣的公案，克莱因的女儿对克莱因持有敌意的态度，而她的女儿曾经接受过她的对手安娜弗洛伊德阵营中分析师的分析，而在她的理论中，这是偏执-分裂位置上的态度。而她也认为女儿病了。即使接受分析也并未缓和她对母亲这种敌意的态度。这个分析失败了？还是因为这个敌意是篆刻在主体之中，是难以消融的恨？恐怕当事者本人也难以说得清。

对自己被分析经历的不满促使了理论的再发展和机构的分裂，历史上不胜枚举，荣格，费伦奇，克莱因，霍尼，科胡特，拉康……在热切盼望精神分析的机构化时，也不得不想到，历史可能再次重演……

在亚龙的小说《诊疗椅上的谎言》里，描写了精神分析机构化后的种种名为理论不合，实为争名夺利的现象，以及对自己的潜意识动机随时保持觉察与诚实的困难。权力的诱惑随时存在，没有人能永远保持分析的位置。

而精神分析的机构化仍然有另外一个需要被考虑在内的议题,如果接受分析成为一门课程,是否在这个人需要分析的时候开始?一个分析很容易演变成为了拿毕业证而凑小时数的游戏.

何为治愈？再论移情与反移情议题

其实更有趣的议题是，如果精神分析师的孩子“病了”，是由他自己选择治疗师，还是教给他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自我分析，还是由自己亲自操刀，做一个精神分析。

安娜弗洛伊德接受了自己父亲长达十年的分析，在事业上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在爱情上却终身不嫁。是有着未完的俄狄浦斯冲突？还是被分析所毒害，成为一名同性恋者？而即使是那些已经经历了“足够”分析经历的精神分析师，在他们身上找到人性的瑕疵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弗洛伊德在文章《可终止和不可终止的分析》中提到，一个相对漫长且完整的分析过后，有可能被分析者对分析师还是持有一个抱怨和敌意的态度，有可能分析所触及的议题，在外界的刺激下，仍然卷土重来。似乎，对潜意识的分析是无休无止的……

自我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深情灌注，而心理治疗又是一个相对孤独的职业，我想以村上春树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孤独一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地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